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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初,全国上下因自然灾害,偿还外债,城镇人口激增,农业的虚假高产等因素影响,致使粮食短缺现象越加严重。

在这种形势下,国家实行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,开始大量精简城市人口。

仝民康首当其冲的被列入了精减对象。

陈广良通过关系设法想留下大舅哥,仝民康说:“他大姑爷!别去求人了,回就回吧,我回到老家总还有老屋在呢,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。”

仝兰芝也不忍让大哥走,本来想着等情况好些了,把大哥一家都带出来呢。毕竟在南京比在老家要好的多。大家都好了,才有能力去帮二哥的嘛。

她恳求丈夫,公安局里的人你都认识,再想想办法吧。当初带大哥来南京,是父亲托付的事;现在父亲不在了,让我如何对得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呢。

无奈大势所趋,仝民康最终被列入公安系统有关家属下放的名单里。

文件规定,每家都得有下放的人员,有些人家全家都被下放到乡下去了呢。看到这种局面,仝民康甚至主动要求回乡下了,他担心可别因为自己而波及到大妹和孩子。

陈广良只好陪同大哥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,仝兰芝给大哥收拾着行李。还不太懂事的小芳抓住大舅,要跟大舅走。仝兰芝问:“你是妈妈的孩子,为什么要跟大舅走呢?这次大舅走了就不能经常回来了。”

小芳天真地说:“我喜欢坐大舅的板车,大舅可以拉我在街上到处跑。”

仝民康背着行李卷儿,怀里揣着户口迁移手续,由陈广良陪同着依依不舍地来到南京火车站。

陈广良挤到售票窗口,买了一张去往徐州的火车票,他从衣兜里掏出五块钱,夹带着车票一同塞进大哥的上衣口兜里。他一直看着大哥上了车才往回走。

仝民康找了个座位坐下来,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,他迷茫地东看看西看看。

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徐州车站,仝民康慢腾腾地下了车,肚子咕噜噜地叫着,他在车上昨天一天什么也没吃。

他出站后蹲在一处墙根儿,从包裹里摸出干粮啃起来。这块干粮是大妹给他特意做的玉米面锅贴子。

他漫不经心地抬眼瞅见站前广场那里,围着一大堆人在嚷嚷着什么。哪成想一不留神手里的玉米面饼子被一个人抢夺了去,飞也似的跑远了。

仝民康懊恼的跺着脚,舔了舔刚才抓干粮的手。他索性提着行李卷走过去看那一堆人,原来是淮北煤矿正在吆喝着招工呢。

报名的人还真不少,仝民康从心里就不想回苏北老家,于是他拼命地挤进人群去报名。

招工方负责人看到名单上已经有两百多人了,便停止了报名,招工的让大家排成队,挨个询问起来。

有点文化的被叫出了队伍,仝民康生怕等到最后人招满了,他举手大声喊道:“俺也识字,俺还有厨艺呢。”

招工方负责人走到仝民康面前,问:“你会做饭?上百人的饭你能做吗?”

仝民康急忙递上南京下放人员的户口迁移证明,说:“俺能呢,俺先前在南京食堂做过饭呢。”招工方负责人接过仝民康的户口迁移证,丢进提包里,仝民康被列入了必招的对象。

下午,最后确定列入招工名单的三十几个人,在负责人的带领下,在车站的饭店里吃罢饭,坐上了开往淮北煤矿的列车。

半个多月后,仝兰芝收到了大哥仝民康从淮北煤矿寄来的信,从信中获悉大哥在回家途中找到了工作,还因为有手艺不用下矿井,在矿上职工食堂里做饭。

仝兰芝真为大哥感到高兴,她又想起已故的父亲的嘱托,心里稍稍释怀了些。

在那个遍地饥荒的年代,有了一份工作,就等于有了饭碗,大哥有了份固定的工作,对整个家庭来说真是一大幸事。

仝兰芝与陈广良在南京的生活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每个月两人都能挤出几块钱,轮换着寄给婆婆和娘家。

小芳有个习惯,陈广良每次一进门,她总要先伸手到爸爸的衣兜里掏,以前总能掏出点好吃的,近来却什么也掏不到了。

仝兰芝看着女儿那失望的眼神,对陈广良说:“你看孩子饿的,大灶上要比家里好些,你多少给孩子带点嚼头回来嘛。”

陈广良没好气地说:“大灶上也不比从前了。”

小芳五岁了,不再去爸爸单位的托儿所了。

她每天跟着妈妈,去妈妈工作的幼儿园里,她已经是一名幼儿园中班的学生了。

星期天,小芳与住在对门的小朋友开心地玩耍嬉闹着,她怎么能懂大人的苦呢。

她看到爸爸空闲时,总要缠着爸爸带她去坐有小辫子的大汽车。仝兰芝与丈夫貌似甜蜜幸福的生活,招来不少羡慕的目光,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不三不四人的惦记。

一次周末,仝兰芝与丈夫带着芳芳出门办了半天的事,那天恰逢婶子也不在家,小偷光顾了三条巷六号院。

家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但小偷总不愿空手来一趟,小偷把墙上悬挂着有照片的金色的镜框,装有夫妻二人一些证件的柳条箱子一起顺走了。

小偷也光顾了宋婶家,偷了几瓶珍藏的老酒和一个大座钟。

丢了些衣服,仝兰芝倒不可惜,可惜的是丈夫入朝以来的照片和奖章,还有这几年自己在南京照的照片一张没剩的都丢了。

后来虽说也报了案,但终是没有什么结果,仝兰芝懊恼了许久许久。

天越来越热了,刚进六月南京就像个大火炉,太阳火辣辣的耀人的眼。

玄武湖的水像是悬在了空中一样,闷的人喘不过气来,院子中间树上的知了拼命地鸣叫着。

因为家中失窃,仝兰芝近来总是懒懒地不愿起床,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

陈广良一大早起来,推了推身边的仝兰芝,说:“该起床了,我去生火,你准备做早饭了。”

仝兰芝爬起身顿觉天旋地转,她赶紧躺下去,闭着眼睛说:“我头晕的厉害,你去街上给小芳买点吃的吧。”

陈广良去买了两根油条回来放到桌上,说:“我要迟到了,你快起来吃吧,你看小芳都起床了。”

仝兰芝闻到油条味儿,胃里一阵翻腾,她起身冲到洗脸盆架上干呕起来。

陈广良过来拍着妻子的后背,说:“昨天不还好好的吗?你是不是吃剩饭了?”

仝兰芝摇着头,对陈广良翻着白眼说:“现在谁家还会有剩饭呀?饭都不够吃呢。”

“要去看看医生吧?”陈广良一改平日里的冷漠,特有温度地说。

仝兰芝凝想了一会儿,慢慢地说:“不碍事,我好几个月没有换身上了。”

陈广良开始还有些不解的站在那里,恍然间他明白了,高兴地说:“这次肯定是儿子,俺看你前面怀孩子那会儿没这样吐过,你注意点儿啊,以后下班你领着芳芳直接回家,买买弄弄的事俺去。”

仝兰芝突然又体会到了初来南京时的温馨,她抬头看看满心喜悦的丈夫,可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,她暗暗地责怪肚子里孩子:这缺吃少喝的日子,你让娘拿什么喂你呀?

仝兰芝依旧拉着小芳,按时去上班。有空时,她找出芳芳小时穿的衣服,认真地洗洗,破的地方拿起针线缝好,实在不能穿的扯开打成靠子,做成鞋。

酷热的夏季,蚊子最另人生厌,床上的蚊帐被小芳抓破了好几个洞,兰芝找几块碎布把豁口缝好。

给小朋友上课时,仝兰芝有几次因营养不良眩晕的差点跌倒。

兰芝为了节省下一点吃的,她硬是中午不从家里带饭,午休时在学校她只喝水。学校的领导知道了这事,每次给小芳盛饭时,总是多加一饭勺,并哄着小芳说:“吃不掉就去找妈妈啊。”

那时,几乎所有人都是半饥半饱的状态,仝兰芝得到了大家的默默帮助,内心充满了感激。

终于熬到了瓜熟蒂落的一刻,六二年三月里,仝兰芝感觉肚子一阵痛,还没来得及去医院,孩子就出生了。手足无措的陈广良,急忙喊来宋婶子。

宋婶让陈广良取来一把剪刀,放进开水里烫了烫,剪断新生儿的脐带。

宋婶一边忙活着一边说:“看这个毛孩儿这么小,可有三斤?难怪生的这么快。唉!当妈的天天吃不好,孩子怎么可能长得大呦,平日里不注意看,都看不到你又有了身孕了呢。”

正好那段时间陈广良工作上很忙,无暇顾及家里,他到集市上买回两斤细粮放在饭桌上,就匆匆地走了。

产后第二天,仝兰芝不得不自己下床做饭、提水、洗尿布。

宋婶儿看着心疼,她只要看见仝兰芝来提水,就会出来帮着兰芝提进屋里。她告诫仝兰芝:“月子里可不能拿太重的东西,不能抓凉水,会落下月地病的。”

这天,仝兰芝抱着孩子坐在床上喂奶,小芳也爬上床过来看妹妹,小芳说:“妈妈,妹妹她怎么不睁眼呀?她都不知道看看姐姐?”

仝兰芝柔声地告诉小芳:“妹妹不是才出生吗?等过几天她就能睁眼看你了。”兰芝逗着襁褓里的二女儿说:“这是姐姐,叫姐姐!”

这天早上,仝兰芝正在做饭,襁褓里的女儿哭了,她对小芳说:“看看妹妹是不是尿了?”

小芳爬到床上,解开包妹妹的小被子一看,急忙从床上下来跑到妈妈跟前,说:“妹妹拉臭臭了。”

仝兰芝刚要去,陈广良正好这时回来了,她吩咐 丈夫:“你去给孩子换个尿布,俺这正做着饭呢。”

陈广良一边给孩子换尿布一边叹着气说:“唉!又是个丫头。”

“怎么?嫌弃俺又生了个女儿?”仝兰芝听见了丈夫的埋怨,回怼道:“女儿才好呢,长大了知道疼娘。你都忙什么呢?才回来。孩子出生快十天了,赶紧给孩子取个名字吧?”

恰巧这时,有两只燕子衔泥落在屋檐下做巢,呢喃细语着。

陈广良略加思索,说;“就叫小燕吧。”

“还是你肚子里比俺有墨水,这个名字好。”仝兰芝夸奖着陈广良,嘴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电影《护士日子》的插曲: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

三十六天的产假就要结束了,仝兰芝拦住正要上班去的陈广良,说:“你去团里的托儿所给小燕报个名,过几天俺上班了好送去入托。”

陈广良嘲笑着说道:“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,先前团里的托儿所早停办了。”陈广良说完自顾自的走了。

仝兰芝傻眼了,这班可怎么上呢。她想到了宋婶,可她又想,宋婶人家是阔太太,能愿意吗?

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这天,兰芝抱着小燕,领着小芳来到婶子家里。兰芝小心地说明了来意,宋婶听了很是乐意地答应了,她说:“白天你大爷上班不在家,孩子们也不常回来,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做,你们把孩子交给我,我到不寂寞了呢。”

仝兰芝要给宋婶十元钱作为辛苦费,宋婶坚持不收,说:“我在家反正也没有事,给你搭把手不用客气。”

转眼小燕已经半岁了,看到妈妈来接她,高兴地在宋婶的怀里手舞足蹈,眉开眼笑。

仝兰芝抱回小燕,然后交给小芳看着,她系上围裙打开蜂窝煤炉做晚饭。

不一会,陈广良也回来了。芳芳朝爸爸飞跑过去:“爸爸!爸爸!”。

陈广良手伸进衣兜摸出一点吃的塞进女儿嘴里,搂住芳芳亲了一下,说:“看着妹妹去,妈妈做饭给你吃。”

仝兰芝眼睛瞟一眼丈夫,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吃饭时她仔细再看,发现丈夫蓝制服上的领章和帽徽没有了,她奇怪地问:“诶!你军装上的领章呢?是不是芳芳给你抓掉了?”

陈广良漫不经心地说:“俺离队了,不当这公安兵了,俺申请回地方工作的报告批下来了。”

仝兰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,急得站起来说:“你怎么也不和俺商量呢?这么大的事儿。”

陈广良一脸不高兴地说:“俺自己的事,为什么要和你商量?再说制服我早就穿够了,大热天的军纪扣还得扣的严严实实的。”陈广良为自己的决定辩解着。

仝兰芝生气地看着丈夫说: 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?你不为自己想,也要为俺娘几个想想呀!你想好过没有,不在公安干了,现在到哪里去能找到合适的工作?”

“领导说了,因为你在南京,所以俺可以在南京找份工作。可俺想了,老家就剩爹和娘了,秀红最近也去了大庆,所以我要求回原籍,这样离双方老人都近,照顾起来方便些。”

仝兰芝哭了起来,她说:“眼下这年头,我们做儿女的在外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,就是对父母的最大孝敬,不一定非要守在跟前。你走了,我们娘几个怎么办?难道我们也要跟你回去吗?”

陈广良不再说话,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仝兰芝看木已成舟,再怎么责怪也无济于事了。

晚上,两人躺下后又一次说起去向的话题,反复激烈地争论后,陈广良高八度的吼着坚持要回苏北老家。仝兰芝见硬的不行,便用温柔的语气劝解陈广良:“俺先回苏北老家看看实际情况再决定,档案先别拿回去。回去了再听听爹和娘的意见。”

陈广良声调低了下来,想了想,说:“也就是的,回去听听爹娘的意见。”

学校还有一个月才放暑假呢,仝兰芝暂时带孩子继续留在南京。